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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梳理小官巨腐:处级以下8人涉案金额过亿

  近日,中纪委官网开设专栏,集中公布了2014年中央巡视组首轮巡视整改情况。从巡视意见的反馈情况看,“小官巨腐”等尤为突出。

  《法制晚报》记者根据官方通报及公开报道,梳理了全国近15年来,处级以下官员腐败案件,涉案金额超过500万的有45人,其中,38人涉腐超千万有8人过亿。

  此外,记者发现,他们职位较低,多任村长、村支书,有23人都是因对集体土地补偿款“动手脚”被调查,超过了半数。而细数罪行包括了贪污政府拆迁补偿款、收取村集体土地承包费、违规处置村集体资产等。

  专家表示,小官巨腐的危害同样重大,村官权力太大缺少有效监督,加上农村有的组织软弱涣散还有家族势力的影响,在村事务决策上,“往往是村一把手说了算”。应当把基层干部纳入到监管体系当中,同时,还应发动群众检举,及时有效处理群众举报,党内党外同时着力预防腐败。

  小官巨腐 45人超500万8人过亿

  一些“职位看似不起眼的小官”却有着令人震惊的腐败“业绩”,成为散乱在反腐路上的绊脚石。《法制晚报》记者梳理了近15年来处级以下“小苍蝇”的腐败情况,发现贪腐金额超过500万的有45人,过千万的有38人,超过了总数的8成,其中8人涉腐过亿。

  例如,北京市朝阳区孙河乡康营村委会原委员梁达伙同他人,使用虚假的评估报告数据,出具虚假经营文件,骗取政府拆迁补偿款高达1.89亿余元。

  而北京市顺义区李桥镇镇长、党委书记李丙春也因涉嫌利用职权贪污拆迁款达3800余万元、挪用公款1.78亿余元,贪腐数额达到2亿,成为京城落马镇长中涉案数额最大的一位。

  近年来小官腐败金额不断刷新,对此,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甄小英表示,近几年,地方基层官员掌握支配的财富越来越多,而制度的不完善以及监管的不到位,对“小干部”管理漏洞较多,“小官涉腐”数额巨大。

  北京市委党校教授姚桓也表示,人们普遍认为要打“大老虎”,而忽略了这种“村干部”。

  他说,目前,没有把基层干部实行权力纳入到监管体系当中,村官权力太大又缺少有效监督,加上农村有的组织软弱涣散还有家族势力的影响,在村事务决策上,“往往是村一把手说了算”,致使一些村庄在村务公开、村账管理、民主决策方面无法实现“阳光透明”,从而导致一些村干部发生腐败,造成了这种巨腐的放任“使他们肆无忌惮贪污受贿”。

  涉腐领域 过半“染指”土地拆迁款

  法晚记者分析发现,这些“巨贪”多数为基层村干部,他们直接掌握土地建设方面的“肥差”,因此可以优先享用与土地、城建相关的“油水”。

  根据记者统计,在这45名“巨腐小官”中,有23人是因对集体土地补偿款“动手脚”被调查,超过了半数。而细数罪行包括了贪污政府拆迁补偿款、收取村集体土地承包费、违规处置村集体资产等。

  如河南省郑州市二七区齐礼阎村原村支书阎海明趁政府安置拆迁村民之机,安置土地成了他的牟利之源,他先后贪污、受贿2000余万元。

  公开报道显示,他在归案后告诉检察机关,他觉得自己为村民做了不少事儿,应该有点回报。除此之外,官员落马原因还包括敲诈、私用公章挪用公款等。

  甄小英表示,小官巨腐的案子基本都涉及土地问题、旧村改造、集体土地征地补偿款等,这主要是由于基层的民主制度和监督制度不健全所导致,党内和基层组织要将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分开,适当地进行相互制约监督,民主透明。

  比如,浙江武义县某村前两任支书都因为土地开发等集体财富的诱惑加上缺少监管,受到处罚。后来该村接受教训,成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村民代表大会等进行决策,村委会执行,监委会进行查账等。这样一来不仅公开透明,而且十年来没有一起村民上访或闹事,村干部也没有违纪、贪污受贿行为。

  法律判决 3人死刑13人有期徒刑

  法律规定,个人贪污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就可以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判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根据目前公开报道,记者统计发现,这45名“巨腐小官”中,有25人的判决情况已公布。其中,被判处死刑的有3人,13人被判处有期徒刑,刑罚均在10年以上,最高20年。

  其中,河北省曲阳县七里庄村党支部书记刘会民因受贿罪、涉嫌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妨害公务罪等11项罪名并罚,被判死刑。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判决结果与涉案金额数量并不成比。例如,贪污近2亿元的梁达一审判处15年有期徒刑,罚金195万元。而山西村官范晚会贪污627万元却被判处有期徒刑20年,处罚金100万元并追缴全部赃款。

  姚桓表示,量刑与涉案金额、后期退赔以及个人悔罪表现、有无立功情况等有关系,还需要考量他当时的动机,有没有合伙人、系主犯还是从犯等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小官巨腐的案件中,不少落马官员都有同案同伙。据记者统计,45人中有10余人都有同伙共同犯案。在村支书刘会民一案中,被告人数甚至达到了20人之多。

  公开报道显示,自2001年刘会民担任曲阳县七里庄村村官以来,就通过非法手段操纵基层选举,把持基层政权,以七里庄村村委会为依托逐渐形成了以其为首的黑社会性质犯罪组织。

  通过强行入股企业、承揽工程、敲诈企业钱财,该组织大量敛财,涉案金额高达6700多万元。其中,刘会民曾一次收取某房地产老板10公斤黄金的好处费。

  甄小英表示,制度不完善往往导致这些村干部都想掌握一定的权力,比如各个分管不同的项目或投资,相互之间默许了这种行为。村民也难以发现村干部的越轨行为,即使发现了也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此外,民主制度的不完善,老百姓参与度不够,“除非真正关系到自身利益才会去上访”,一般都不关注,使得百姓官成为“地头蛇”。

  专家观点 加强党内外监督发动群众检举

  国家行政学院科技部主任许耀桐在接受《法制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官大官小只是一个级别的问题,但是对于贪污腐败来说都是一回事,性质都一样,不论官大官小应该用同样的法律制度来处置,都应当给予严厉的打击。而“抓苍蝇”正是体现了“反腐零容忍”。

  小官巨腐直接影响到百姓的切身利益,比如土地补偿款、各种生活补助等,发生在身边的腐败行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老百姓更加能体会到,最直接影响到百姓的生活。

  同时,刑法专家洪道德也表示,过去大官大贪,但是现在小官也巨贪,小官巨腐的危害和大官大贪同样巨大,应该两手抓起。因为他们贪污并不是直接贪老百姓的钱,贪的是国家的钱,虽然最终会流向老百姓,但是毕竟是从政府来获取的资源,跟抢劫罪、盗窃罪有所区别。

  许耀桐建议,应加强上级对基层的监督,将基层干部的管理和监督纳入到整个干部行政管理和监督体系中,建立和完善对基层干部的考核机制,彻底改变失管的局面。

  此外,还应发动群众检举,及时有效处理群众举报、加大群众的监督,党内党外同时着力,对于预防腐败问题的开展更加有利,对小官腐败、基层政府的腐败打击也会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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