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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是时候算算爱心蔬菜这笔糊涂帐了

  划重点:

  1 信息不对称问题。市民不知道哪里有捐赠蔬菜,而捐赠方也不知道疫区的实际情况。于是,大批的捐赠蔬菜,只能先放置于郊外的仓库里,然后通知各小区来领。

  2 最后一公里问题。物业比较给力的小区都好办,送菜到家是做得到的。但很多小区,因为人手有限,领回了爱心蔬菜就找一个地方作为发放点。结果,社区在业主群一通知,居民争先恐后来“抢”菜。如此,就严重影响了疫情防控大局。

  3 要让爱心蔬菜的爱心有效传达,单纯依靠大型商超的市场化配给渠道,或是依托于社区的政府配给制,还是依靠志愿者为主的社会力量,在小区封闭式管理背景下,都不够完美。最好的办法是,政府、市场和社会需要有效联动。一方面,需要建立有序的免费发放机制。另一方面,依托大型商超的市场渠道,结合社区和志愿者的力量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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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这一个多月来,湖北的疫情牵动全国人民的心,各方的捐赠如潮水般涌来。自2月17日湖北全省开始实施最严格的24小时小区封闭式管控以来,疫区人民感受到了生活物资匮乏的不方便。

  爱心蔬菜到哪里去了?这是爱心人士和市民最为关心的事。看来,爱心蔬菜并不总是带来感动,糟心事其实是不少的。

  一方面,捐赠方很可能不满,觉得自己的爱心被糟蹋了。早先,山东寿光第一时间向武汉捐赠了爱心蔬菜,很是感动了武汉人民。武汉市将这批蔬菜放在三大商超以低于市场价的价格上架售卖,售卖所得上缴财政,专项用于抗疫。这本是一举两得的好事,既恰如其分地接受了山东人民的爱心,又平抑了疫区的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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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来源于网络

  但是,一位山东姑娘打武汉的市长热线,质疑武汉市政府为什么不把爱心蔬菜给一线抗疫人员,还说拿爱心蔬菜去赚钱的做法,真是伤了山东人民的心!这一硬核音频,气场强大,道理似乎也无可辩驳,引来舆论一片哗然。

  许是为了回应质疑,从此以后武汉市就不再通过大型超商的渠道来处理爱心蔬菜了。当然,武汉市民也就从此不再有平价蔬菜享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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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汉商务局回应“寿光蔬菜”事件

  这又引来了问题的另一方面,市民对物资供给的问题越来越不满。一是生活物资的丰富性和新鲜度很难保证,生活质量大大下降了;二是不少市民觉得生活物资的价格涨了不少,生活成本提高了。

  于是乎,不少市民都在质疑,那么多的爱心蔬菜,怎么没分到?事实上,疫情期间批发市场的蔬菜价格是没什么变化的,大型商超的价格也是稳定的,但为什么团购到手的蔬菜价格感觉就是有人在发“国难财”呢?

  有些自媒体时不时在曝光说,哪个地方捐的爱心蔬菜在哪里地方被糟蹋了。这种信息,在各个小区的业主群,传播极广。尽管这些曝光几乎都被辟谣了,但这也扛不住一件类似鄂州“实力坑夫”的事件啊!

  这么看来,爱心蔬菜要有效传达爱心,还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搞不好,就要付出“爱的代价”,伤了爱心人士的心,寒了市民的心,还损了政府的公信力。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的第一环节,是信息不对称问题。理论上,湖北省的各级政府对爱心蔬菜肯定是极其欢迎的,并且是越多越好。毕竟,这代表了全国人民对疫区人民的关心,没有理由不接受。况且,市民确实也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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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4日,中百仓储百步亭花园路店店员在打包居民团购的蔬菜

  其实,绝大多数爱心人士也持有这种看法,觉得疫区人民肯定是缺吃的,捐赠这些物资,怕是没错。毕竟,疫区缺的不是钱,缺的是物资嘛。但是,建立在理论上和猜测基础上的捐赠,在实践中怕是都出了不少问题。

  比如,每个捐赠方都希望自己的爱心蔬菜能够送到抗疫一线。但说实话,从政府逻辑看,医生、警察这些抗疫一线的生活物资保障,肯定是没问题的。湖北省要求,对每一个医疗队都要有相关领导联络,实行一对一服务。

  这就意味着,一线还真不一定需要爱心蔬菜。前几天,鄂州“实力坑夫”事件里的当事人,其实就是派出所临时从村里借用的一个工作人员。派出所从街道疫情防控指挥部分到了一批爱心蔬菜,派出所就秉持“见者有份”的原则,连同“临时工”都分了。

  没想到,这位当事人的妻子,竟然在微信群里显摆,结果闹出了个大事件。

  这事,严格追究起来,当然是指挥部没正确处理爱心捐赠,不该分到的人分了。但从实践看,其实也算正常逻辑。难不成,临时在派出所工作的人员不算一线人员?

  事实上,哪怕是捐赠方没有任何要求,信息不对称的难题也困扰着爱心的实现度。

  疫情期间,笔者团队做过一次爱心蔬菜捐赠活动。我们团队前些年曾在赣南苏区某镇调研过,和当地的干部群众结下了友谊。这次疫情,当地的干部群众很是关心,说想捐赠一批他们自己种的蔬菜。我们也很高兴,就帮忙联系受赠方。于是,就面临了两个问题:一是苏区人民想捐赠的蔬菜,品种比较单一,只有辣椒,不是很实用。经过商量,我们干脆共同发起一次募捐,多捐一点菜品,这个问题就算解决了。

  二是受赠方也不好联系。我们先到一个熟悉的政府工作人员,他和社区有联系。结果,社区回话说,还不能马上决定能否接受。于是,再通过关系,找到了一个负责医疗队的酒店,对方接受了。这才把捐赠搞好。

  这种一对一的捐赠其实都算是很顺畅的,毕竟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可以协商解决掉的。但对于很多对公捐赠行为来说,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就特别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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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2月17日, 600吨福建蔬菜驰援武汉

  市民不知道哪里有捐赠蔬菜,而捐赠方也不知道疫区的实际情况。于是,大批的捐赠蔬菜,只能先放置于郊外的仓库里,然后通知各小区来领。

  这就到了问题的第二个环节:最后一公里问题。从郊外的仓库到居民家中,其实是一条很长的链条。而蔬菜有一个特点,就是保鲜期特别短,只有一个星期左右时间。如果去掉路上流通的两三天,留给物资分配的时间三四天时间。

  从市民的角度说,最好是一到仓库就立马分掉,这样才能保障爱心蔬菜的品质。概言之,生鲜蔬菜的配送是极其讲究效率的一件事。按正常情况,解决这一链条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商业流通渠道。

  比如,大型商超在各居民小区都有布点,且有物资配送经验,效率是比较高的。但自从山东妹子的硬核音频出现后,湖北各级政府怕是都怕了。其结果是,效率较高的市场配送机制不敢用,退而其次改用效率极低的政府配给制。

  对爱心蔬菜实行配给制,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公平;二是组织。对于政府来说,适量的爱心蔬菜是比较好办的,把这些爱心蔬菜分配给医院、派出所、环卫等抗疫一线,没人会有意见。如果还多一点,分配给困难群众,大家也都理解。

  但现在的情况是,像武汉这样的核心疫区,爱心蔬菜实在是多,远超过一线和困难群众的需求。于是乎,爱心蔬菜就得惠及普通市民。但问题在于,到底是给哪个小区合适呢?从配给的原则来说,当然是希望有需要的小区都可以分到,但这不符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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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0日,下沉花桥社区的干部按订单编号通知居民前来取订购的蔬菜,并协助核对居民购买信息

  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只能是把爱心蔬菜的信息通报出来,哪个小区有需要,自己带车前往仓库去领。实际上,这进行的是最为原始的公平原则:先到先得。但谁都知道,这不是合适的方式。毕竟,这种配给方式太容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了。

  比如,有些社区工作人员多,志愿者多,有业委会和物业公司,组织能力强,就更容易获得更多的爱心蔬菜。反之,很多老旧小区,工作人员少,志愿者少,没有业委会和物业,且其他社区事务也比商品房小区多,就不容易获得爱心蔬菜。于是乎,不少小区的市民因为没有分到爱心蔬菜,对社区工作者多有责怪。

  从社区工作者的角度上说,他们何尝不想为居民“抢”到更多的爱心蔬菜呢?问题是,有这个能力么?派个车去仓库领爱心蔬菜,估计还勉为其难。但菜领回来了以后有效分配,却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很是不容易。

  物业比较给力的小区都好办,送菜到家是做得到的。但很多小区,因为人手有限,领回了爱心蔬菜就找一个地方作为发放点。结果,社区在业主群一通知,居民争先恐后来“抢”菜。志愿者挡都挡不住,差不多及时哄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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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19日,在襄阳市学府佳园小区,居民领取四川省绵阳市捐赠的“爱心蔬菜”

  如此,就严重影响了疫情防控大局。本来小区封闭式管理就是为了减少人员聚集的,这么以来,反而制造了人员的大规模聚集。大多数小区经过了一两回,就吸取了教训。哪怕是社区工作负担重一点,也要分散人群。

  想到的办法是,错峰和分楼栋分发。要是居民自觉,错峰是可以的。但每个小区的人口结构不一样,为了拿到更多的爱心蔬菜,有些小区的居民不讲规矩,硬是要早点拿到,也是没办法的。因此,按楼栋分发就成了普遍做法。这就回到了问题的原点:小区得有足够的人手,至少每个楼栋得配一个自愿者!

  老旧小区里,如果是单位小区,那都还好办,可以通过单位来组织楼栋志愿者和党员突击队,基本上可以满足社区治理的需求。但对于大部分老旧小区,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此,很多小区面对爱心蔬菜,真是有心无力。

  事实上,根据我们一线志愿者的经验,哪怕是能够做到这一点,也不是最佳分配方式。因为,志愿者多,就意味着经手的人多,病毒感染的风险就高。比如,我们有一个楼栋志愿者,去社区领了个冬瓜回来分成几份,然后挨家放门口拍照留痕,这一下来发冬瓜的、领冬瓜的、送冬瓜的、吃冬瓜的全通过冬瓜链接起来了。

  这么看来,要让爱心蔬菜的爱心有效传达,单纯依靠大型商超的市场化配给渠道,或是依托于社区的政府配给制,还是依靠志愿者为主的社会力量,在小区封闭式管理背景下,都不够完美。

  最好的办法是,政府、市场和社会需要有效联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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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23日,武汉市武昌区华锦社区的志愿者为社区居民分装爱心蔬菜

  一方面,需要建立有序的免费发放机制。根据“爱心蔬菜”的品种和数量,尽量做到捐赠意愿和需求之间的有效匹配,可以按照以下顺序赠送:(1)捐赠单位明确指定的捐赠对象;(2)为医院、各种隔离点、各类疫情防控人员提供饮食服务的单位的食堂。

  另一方面,依托大型商超的市场渠道,结合社区和志愿者的力量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免费发放后还有多余的各类蔬菜,直接运送大型超市,平价销售给市民,所有收入纳入财政统一管理,作为抗击疫情中的专项经费,还可将其中一部分直接用于补贴困难群众生活。“义卖”符合《公益事业捐赠法》的相关规定,既保证了公益性,也提高了效率。(编辑:RMAQ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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